大家|黄达:初入华北联大财经系,踏进全新的天地(下)|忆旧记年Ⅱ(四)

摘要: 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的第四篇,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现年90高龄的黄达教授的回忆录节选。

09-13 14:44 首页 IMI财经观察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记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记年II》的第四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为节选全文:

初入华北联大财经系,踏进全新的天地(下)

入学后的两个月,没有上什么课。记得比较清楚的,只有语文课上了几次,宪法课上了一两次。

宪法课由学院的副院长王力讲授,是批判国民党制订的《五五宪草》。1946年的春夏之际,是国共和谈期间。但那时,谁也不看好和平的前景,虽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组织的军事调处小组还在国共军事态势紧张的地区进行调处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也还议论了一些只不过点缀和平而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议题,如实行“宪政”之类。国民党主张,行宪要以他们拟定的《五五宪草》为依据。共产党认为这个宪法草案,处处保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能接受。由于行宪根本提不上日程,这门课大家不感兴趣。不过,倒是使我第一次接触国民党的宪法草案。的确水平太低,过于蹩脚。

语文课的老师叫方恒。不过中年,但已经谢顶,偏瘦的中等身材,思路灵活,反应敏捷,爱发议论,传统文化和新文化都有一定的功底。传说,他在清华大学当了七年助教,是刚来革命根据地的。几次课,倒也留下一些记忆。方老师讲过两句诗:“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如何分析的,已回忆不起,印象是讲得很投入,同学们议论,方老师的情感还是蛮丰富的!《唐诗三百首》没有这两句,说明方老师在文学方面的涉猎并不狭窄。也许受他的感染,这十个字一直没有从我的记忆里抹掉。再有一堂发作文的课,还记得两件事。一是在总评同学的作文时提到书写规范。那时大多还是竖行书写,不少同学在每段的起头是低一个格(空一个字)。他说,中国的书写规范,每段起头是低两个格,低一个格是日本人的写法,同学这样写是“奴化”的表现。关于用纸,他说也有规范。在可以采用的纸张中,他提到“美浓纸”。美浓纸是日本的一种纸,中国过去没有。陈书年立即起身质问:老师说“美浓纸”,是否也是“奴化”表现?起段低一格就是“奴化”的表现,未免过分上纲上线;陈书年抓住小辫儿,也使课堂很是尴尬。二是方老师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加以点评。作文是书写对张家口的印象。方老师赞扬:作文的优点是排叙了作者初到张家口映入眼帘的一些印象,强烈反映出国共双方对比的第一印象,没有什么形容词,没有什么抽象概括,却把读者带进了一座新的与国民党城市迥然不同的城市。作文的最后一句结语,我写的是:“如此张家口!”他说,这句话,如果写成“人民的张家口”、“繁荣的张家口”等等,作文可以给一百分,而写成现在的样子,一句用于否定概括的话抹杀了前面写作的全部努力,应该给不及格!

初到张家口,许多现象的确引发自己与熟悉的蒋管区城市进行对比。如“靠左边走”,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规则。蒋介石搞的“新国民运动”,靠左边走也是一条。日本的占领没有改动这个规则,这可能与日本也一直是实行靠左边走的规则有关。而抗战刚刚胜利,美军进驻平津不久,国民党就把靠左边走改为靠右边走,沦陷区的老百姓特别觉得别扭。的确,进入张家口市区,第一个冲击就是多处墙上用白粉刷写的“靠左边走”几个大字。不由得感到这块中国领土才是美国势力不能进入的地方!再如,许多店铺挂着“合作社”的牌子。就那时自己的经济知识,觉得这里有老百姓可以追求共同富裕的路径,而在蒋管区是很少见到合作社的。再如,街道比较整洁,没有灯红酒绿,也没有看到乞丐。而在平津,就是在繁华街道,乞丐也到处可见。如此等等,不只是我,凡是从蒋管区来的知识青年都有同感。

但不管怎样赞到天上、贬到地下,我却由此成为财经系墙报的约稿对象。至于这位方老师,倒也不是因为他褒奖了我的作文,而是率直,甚而有些童真,以及文化素养,使我怀有敬意。其实,不只是我,许多同学都喜欢他。他不久调出,支援开拓中南解放区,后来,成为中南财经学院的教师。由于易于冲动和总爱发表议论的性格,在那阶级斗争挂帅的岁月里给他带来不少的麻烦。

不怎么上课,绝大部分时间是安排小组讨论。如语文,如评《五五宪草》,课后都有小组讨论。但小组讨论次数最多的,记得可能是叫“时事政治”之类的一门课。小组的宿舍就是小组讨论的会场。在榻榻米上盘坐一圈,组长主持讨论。

有关时事政治的讨论题目很杂。印象深的如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中苏条约》,如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和搬走机器,如国共和谈的走势,如对蒋介石的评价,等等。也讨论过政党、人生观、集体与个人等问题,那也许是属于另外课程的名下。总之,都是极其现实的大问题:世界局势,国家大事,人生目标,个人前程。讨论的题目是小组长从系里领回的,每天下午,也许是晚上,小组长到系里汇报,再带回继续讨论的安排或新的讨论题目。

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关于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和搬走机器问题的讨论。那时,国民党地区的报纸连篇累牍刊载这样的报道、评论。反映到华北联大,也势必持续讨论好多次。像陈书年,就明确指责苏联红军贪婪、野蛮,不讲信义,指责中国共产党为红军的恶劣行径打掩护。作为陈的对立面,有人干脆认为这不是事实,是国民党造谣,给苏联红军抹黑,给共产党抹黑。我的发言大概可归结为:一是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打败日本,这是大局,应该感谢苏联。即使有其他的事,也不应该否定主要方面。二是大军席卷的过程中,出现强奸妇女之类的问题,应强烈要求苏军整饬军纪,而不应过分渲染。三是关于搬走机器,表示自己不能判断是否是事实。的确,那时不想承认有搬机器这样的事,虽然多方信息反映确有这样的事实。后来,财经系的助理员陈锡章在对这个阶段作总结报告的时候,其间提到我的名字,说我是刚刚进系的新同学,但对问题的观察却能较为全面。对这个题目的讨论现在能够回忆得较为清楚,也许因为这是自己刚刚入学后比较得意的事迹吧。

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关于国共和谈的前景,是主要讨论的内容。可惜的是,具体讨论情况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不知是怎样的情况引起了对蒋介石有没有“本事”、有没有“才能”的讨论。有的同学说:蒋介石干了这么多的坏事,怎么能给他涂脂抹粉,绝不能说他有本事!大多数同学觉得这样的分析过分简单,但要说蒋介石有本事,又有“立场”跑到了国民党那边的嫌疑。在当时斗争极为尖锐的环境下,简单的问题常常变成复杂的问题。那时,这样的问题只有在联大,在青年的学生中间才会提出,才会讨论。在根据地的其他地方,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不会摆在桌面上讨论。

还有一个问题的讨论有些记忆,是关于如何看“自私”。大的题目可能是人生观或者集体与个人关系之类的讨论。有些同学论证,自私是人的本性,可以不自私的主张是唱高调。有的同学说,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不自私的人和事,现在也有白求恩、张思德,证明自私与不自私在于品德修养。有的同学则认为,不自私高尚,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必要讨论,等等。我的发言记得是:美国人有个记载,说他们的林肯总统,看到有个小猪在路旁被篱笆夹住了,吱吱直叫。他本来可以不用管这样的事,但他走下路,把小猪抱了出来。他很平静地做了这样的事,没有期望赞扬,这是美德。我分析,如果林肯是因为小猪的叫声使他不安,救了小猪,小猪不叫了,他就恢复了原来的心态——如果是这样,救小猪也可以认为是出于“自私”,但这样的自私还是美好的。胡宗泰特别欣赏我的这个分析。在自我欣赏自己的发言之后,冷静下来,也感觉,这只不过是耍小聪明,耍弄概念。其实,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从个人出发是否是摆脱不掉的必然这类问题,也是那时困扰自己,考虑不清的问题。也许是一两年或更多年之后,才慢慢领悟,这样的根本性大问题,并不是用通常逻辑推理的方法可以论证的。

讨论中,几乎总会形成尖锐的对立双方,各不相让。当然也有“温和派”,但温和派左右不了会场形势。争论往往从心平气和的氛围突然进入情绪激昂的状态,以至在榻榻米上站起来,相互高声呵斥。组长会一再提醒冷静,无效,则行使权威,中止讨论。也许一停止,就停止到午睡,到吃饭。下次讨论将再次从心平气和讲道理的状态开始……?

编辑  田雯 

来源  《金融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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